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我国人均耕地只有１．７６亩，不及世界人均耕地３．７５亩的４７％ ，现有耕地后备资源可开垦成耕地的仅有１．２２亿亩，如果全部开垦成耕地，人均耕地增加尚不足０．１亩。目前，由于持续的人口增长和不断的耕地减少，我国人地矛盾正变得越来越突出。面对“２１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发问，我们只有一个回答：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开展土地整理。
然而，对土地整理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对土地整理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见。本书从土地整理的内涵和我国土地整理的宏观背景出发，对土地整理的运作、土地整理（农地整理）的设计作了初步探讨，对土地整理的实践和模式作了剖析和概括，同时以点带面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和政策建议，最后，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俄国、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整理。由于我们对土地整理的研究和实践不够，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难免。作者以期通过抛砖引玉，推动土地整理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曾参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此向有关作者致谢并向关心本书编著出版的专家和学者表示谢意。
在我国沉睡了几十年的土地整理，近年来又被人们提到了议事日程。建国初期， 土地整理”来源于俄语“Землеустройство”一词，我国政府曾于五十年代初向苏联派遣多名留学生专攻土地整理专业。当时，由于筹建黑龙江省国营友谊农场和培养土地整理专门人才之故，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开始引用“土地整理”这一专业术语。大约在五十年代末， 土地整理”渐渐为“土地规划”所替代，学术界也淡忘了“土地整理”。
在我国历史上，土地整理可以追溯到古代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据古文献记载， 井”为比亩还大的面积单位，是一定数目方块田的总称，从形象上看九块面积相等的方田构成一井。公元前１０６６年我国古代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就是把土地由国君分配给各级贵族占有，分块交给奴隶耕种。该制度把土地划分成九方的井字形，中间一块田为公田，四周八块田为私田。公田由奴隶共同耕种，收获归公；私田分配给奴隶耕。井田作为俸禄多寡的标准，也是考查奴隶勤惰的标准。以后，我国历史上又出现过秦汉屯田制，西晋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等，但使土地整理成为真正的一门学科和一项技术工作还是建国以来形成的。１９５０年 ６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等，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所有。五十年代初在全国不同类型地区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整理试点工作，调整 用地单位之间、水旱地之间的插花、飞地，使其集中管理；合理安排农、林、牧用地，扩大种植面积；调整渠道系统，兴建道路网，改善了土地利用环境条件。１９５８年全国在土壤普查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人民公社土地整理工作，平整土地，合并田块，兴建新村，整理沟渠和道路，组织土地利用，提高农作物的单产和总产。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１９８２年全国在开展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试点基础上，编制了全国、省、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近年来各地划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并进行了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废弃土地复垦、迁村并点，在土地整理和土地利用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提供了可行的经验和途径。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又将土地整理作了明确规定（第四章耕地保护第四十一条）： 国家鼓励土地整理。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把土地整理纳入法律之中，并作为保护耕地的主要措施之一，由此可见土地整理之重要性。
近年来，一些专家和学者在我国土地管理的新形势下深入开展了土地整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工作。现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土地整理》一书的作者就是“土地整理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的主持人和主要完成人，该课题成果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赞扬，获国家土地管理局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度土地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是土地科学研究方面第一个有关土地整理内容的科技进步奖。现在《土地整理》一书在吸收了该课题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土地整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了土地整理内涵、土地整理的宏观背景、土地整理的运作、土地整理的设计、土地整理的实践和模式。其总体思路清晰，研究方法科学合理，技术资料齐全完整，政策建议可行，是一项开拓创新、特色鲜明，具有广泛推广应用前景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也是第一本从学科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土地整理并以“土地整理”为名的教材。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定能对我国土地整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有所裨益，且能够较好地满足当前土地整理工作有关人员学习的急需。因此，我非常乐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广大读者。
目前，对土地整理问题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作为从五十年代始专攻土地整理学科的一名土地问题的理论工作者，我愿更多的人士对土地整理问题给予关心，愿更多的土地整理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我坚信，深入开展土地整理问题的研究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